“天河”贯通，未来每年将向北方输送95亿立方米，其中分配河南37.69亿立方米、河北34.73亿立方米、北京12.35亿立方米、天津10.15亿立方米。二期工程计划调水量增加到每年130亿立方米。直接受惠人数达到6000万人，间接受惠人数过亿。北方每年增加的产值，至少达500亿，河南的粮食将大增产，严重缺水的北京，将解决最大的资源问题。

吃水不忘水源人，伴随天河通水的兴奋的，应该是长久的思考，为了实现南水北调，南方数省尤其是湖北做出了巨大牺牲，未来如何实现对于这些地方的补偿？

   难以估量的“两大成本”

为保天河清水到北方，中线水源地的湖北，河南，陕西等地付出了巨大牺牲。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十堰市市长张维国曾提出水源地的“两大成本”的说法，颇为流行。所谓直接成本，包括水污染防治投入、水土保持投入、生态移民搬迁费用以及其他损失费用等，机会成本应该包括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所放弃的经济发展收益以及牺牲掉的发展机会。机会成本难以估量，但是直接成本，是完全可以计算的。

  在直接成本方面，损失最重的是湖北十堰、襄樊和河南南方淅川。为保一江清水北上，这些地方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近年累计关停的企业，就达到1000多家。

湖北省十堰市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在保护水源，十堰出台了《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度实施办法》， 为此，十堰关停了1000多人的郧县造纸厂，十年间，一共关停了企业329家，迁建125家，6万职工下岗。同时，十堰拒批160个可能有污染的项目。受到丹江口水库水位抬升的影响，十堰市共计淹没淹没55.2万亩土地，占库区总淹没面积的57.7%。关闭106家黄姜加工企业，姜农72万人减收、绝收。同时，大批渔民歇业，水电发电产业也锐减。每年支出的生态保护和水污染防治费用，达到15亿之巨。

据十堰方面估算，十堰生态损失总计达到了145亿元之巨，超过上年度十堰市全部财政收入。

而临近的襄樊，生态环境综合损失，估算也达到了116亿。

在河南，丹江口水库库区河南境内的3市6县水源地累计关停并转污染企业801家，每年财政减收增支7亿多元。同时，河南先后否定了16个大型建设项目选址方案，终止了23个中型建设项目进驻水源保护区。在总干渠两侧划定了3054.43平方公里的水源保护区。

中线工程实施后，汉江中下游径流量将减少约16%，算上引江济渭和南水北调二期调水的增加，水环境容量将减少26%到30%。未来将导致下游河流断流或者河道萎缩，通航能力降低、河流生态功能衰减等问题。今年湖北汉江下游大旱，以及河南遭遇63年来最大旱灾，或者都与汉江水量剧减有关。

当下湖北正谋划引江补汉等四大水利工程，以部分弥补汉江水量下降的影响。未来这些工程，也将耗资近100亿。

水源地的另外一个重大牺牲，是移民问题。这其中既有移民的牺牲，也有移民地的地方政府的牺牲。

为实现南水北调的目标，丹江口水库大坝从之前的160米加高到176.6米，新增淹没面积305平方公里。需搬迁人口34.5万人，涉及湖北18.3万人，河南16.2万人。

在移民安置上，国家的补贴被质疑过少，拆迁补贴远低于当地市场价。同时，落户的地方，并非特别富裕，有的甚至也是贫困地区，形成了贫穷的循环，能够安置进北京的更是凤毛麟角。为平息其中的落差，当地政府不得不进行额外补贴。如河南淅川县，每外迁一个移民，县政府还得再补贴6000元，另外再加2.5万土地治理费，总支出超过20亿，远超淅川县去年财政总收入。

除经济损失外，移民背井离乡，也是一种文化的割裂与乡情的牺牲。很多人在迁徙中跪在祖坟前告别，哭的撕心裂肺，更有淅川老人何兆胜这样的移民，几十年来多次移民，从血气方刚到白发苍苍，最后客死他乡。

千千万万的南方人的牺牲，为了什么？ 91岁的淅川盛湾镇姚营村的老人说，“不能渴了北京人”。

     同样，南水北调成功之后，另外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是：不能亏了南方人。

     经济补偿需到位

水源地的两大领域损失，如何落实补偿，却是一个难题。

当下，国家对水源地的补偿，只是进行部分 “项目补偿”，对汉江中下游的补偿，主要为兴修水利枢纽等工程。湖北向南水北调办争取到的补偿仅为引江济汉等四大工程补偿。这远远不够。

在补偿形式上，需要更多样化；在补偿主体上，除中央之外，受惠地区不能缺位，尤其是京津。

在国家层面，十八届三种全会的决议中，提出要实现“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湖北方面，则提议国家建立南水北调生态补偿基金。

在2014年两会上，湖北政协副主席陈天会的提案之一，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后对汉江中下游的影响及生态补偿机制》，呼吁将汉江中下游纳入国家级生态补偿范围，实施国家级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设立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实施引江补汉工程，保障中线调水，保证汉江中下游生态环境等。

当下，十堰、襄樊、淅川等地的补偿额度，都与当地的估算差距甚远。十堰和襄樊，损失估算都超过100亿。而中央的转移支付，2008年13亿，今年40亿，再加上十三五的预定投入120亿，也不到地方预期的一半，很多款项，比如移民费等，都是地方亏本垫付，而有一些损失，则是当地居民自行承担，如渔业，农业补偿远远不够。未来还需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生态补偿是最重要的补偿，还有部分人提出了智力补偿，政策补偿等方式，可作为补充。

而在补偿主体方面，尤其是强调的，是奉行“谁受益，谁补偿”的模式。在中央转移支付之外，推行横向的跨区域补偿。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不渴北京人”，意味着相对应的北京等地应“不亏南方人”。

而受益区补偿水源地的方式，综合国家相关专家，大致有财政转移，税收分成，市场补偿，以及对口支援等模式。

财政转移支付，说白了就是直接给钱。在南水北调前，北京就一直缺水，此前北京水多来自河北，但是在北京和河北之间，财政转移支付并不成功，北京给河北的钱太少，河北方面意见很大。，湖北两个市的生态损失估值，就接近300个亿。河北都难以得到彻底补偿，南水的水源地，恐怕更难如愿。

市场化补偿，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将南水北调的生态成本和移民成本等，计算到水价中，变相收取“资源使用费”，然后将受益用作生态补偿和移民费用，但是，如此水价太高，北方人不一定愿意全部承担这个成本，所以，这种模式，只能作为补充。

对口支援，更多着眼长远，并非直接的经济补偿。税收分成，难以操作。亦将成为备选模式。

南水北调的补偿问题，存在这个和京津冀一体化的类似问题。就是横向协调困难。京津政治地位居高不下，地方难以有对等的谈判地位。未来南水北调，恐怕要借鉴京津冀一体化的协调模式，需国家领导人亲自出面，组建相关协调机构。

产业扶持，将汉江中游城市打造成福地

环保限制这么严，谁还会来投资？

地淹厂关，库区以后靠什么发展？

京津富裕了，我们给看护水缸，值得吗？

这三个问题，是水源地关心的核心问题。

南水北调，水源地的损失，不仅在于生态方面，更在于产业方面，由于严格的环境保护要求，很多产业不能再搞了，而没有产业，才是一个地方发展经济的致命伤。

汉江中游城市以汽车、电力、机械、电子、化工等为主导产业，下游地区以石油化工、盐化工、建材工业、棉纺织工业以及汽车零配件等为主导产业，南水北调后，将导致大批企业停工或者搬迁。产业的更替，是延续未来发展的生命线。

而在短期内，汉江中游城市难以实现产业更替，需要借助外力。

湖北省已经将汉江生态经济带纳入省级战略层面。2013年10月，丹江口、老河口、谷城正式签订《加快构建红河谷城市组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简称红河谷战略，图谋建成一个面积200万平方公里，人口140万以上的大型城市群。

北京与水源地的合作，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先输血，再自我造血，未来将成为水源地发展的模式。

此前，北京的各个区县，已经对口与十堰市部分县市区进行了合作，北京的环保企业参与了河流治理，高校进行了智力输出等。而更大规模的对口合作，应该体现在产业扶持，通过转移部分北京的高新产业，生态产业，旅游产业，实现水源地城市的产业再造。

此前，北京在一些严格保护生态的区域城市进行产业转移，已有先例。2013年，北京与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城市贵阳进行合作，将中关村的部分产业迁移到了贵阳。

中关村拥有2万家高新产业企业，200多家上市公司，产业齐备丰富，总有合适十堰、襄阳、淅川的产业。未来，北京也可与汉江中游城市合作，“红河谷”城市群亦可成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新型工业基地，新兴产业基地，生物医药基地，中部物流基地等。而红河谷本土的旅游产业和生态产业，农业等，亦可借助京津的资本做大，并以京津为市场。在内外合力之下，汉江中游城市将实现产业转型，附带实现产业部分升级。彻底完成产业再造，实现自我造血。

罗天昊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  著有《大国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