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9月28日 11:19来源：经济观察报，凤凰财经

      近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在《中国财经报》撰文《全面减税的冷思考》。刘尚希认为，全面减税可能导致以减税政策替代深化改革，甚至使结构调整功亏一篑。一旦以短期治标的政策替代长期治本的改革，经济风险将不是缩小，甚至可能以一场严重的危机来收场。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淘汰落后产能、转变经济结构、稳增长是下半年的主要任务。在经济下行期间，政府往往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减轻税负，扩大财政支出。有专家呼吁，全面减税，激发经济活力。

对此，他反问：全面减税是不是经济增长的抑制就被解除了？全面减税会不会激活哪些本该淘汰的僵死企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会不会因此而中断？税收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会不会因此而丧失？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会不会因此而降低？财政风险会不会因此而急剧扩大反过来威胁经济的稳定？

至于刘先生是如何看待减税的呢？以下为原文：

面对低于预期的经济形势，全面减税的呼声又开始多起来了。不少观点认为，当前的低增长是税负太高造成的。关注税收，评议税收，扩大公共讨论是一件好事。但这种判断有可能误导政策和改革。若果真如此，那事情就很简单了，全面减税即可。看似做了一件“好事”，但这很可能导致以减税政策替代深化改革，甚至使结构调整功亏一篑。一旦以短期治标的政策替代长期治本的改革，经济风险将不是缩小，将来的日子更不好过，甚至可能以一场严重的危机来收场。

应不应减税是一回事，而税负太高造成低增长必须减税，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一种价值判断，可以通过公共选择来决定；而后者则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这样做。当前呼吁全面减税的观点，大多是基于后一种判断。今年4月份，路透中文特邀专栏作家张涛发表了一篇题为《减税！全面减税！！》的文章。他观察到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解决两难境地的办法是全面减税。支撑其逻辑的是“拉弗曲线”。这是在40年前美国总统里根的经济顾问阿瑟·拉弗提出的，认为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的，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作者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以来至今的20余年的财税数据，认为“拉弗曲线”在中国确实客观存在，并得出结论：我们已经面临“高税率、低增长”的问题，目前的税率已经处于“拉弗曲线”的右侧，成为低增长的重要原因，故而提出要全面减税。上个月，中金公司梁红等发布了题为《降低税负不应缺席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宏观周报，该周报称，企业部门税负过高，不利于企业投资和创新。以三年前的2012年企业税负相当于其含税可支配收入的47.4%来支撑减税的必要性，以政府拥有巨额存款和大量国有资产这两座“金山”来支撑减税的可行性。近日，又看到一篇题为《减税：中国经济和股市的逃生之门》的文章，同样也是依据拉弗曲线原理来进行论证分析。该文引用已有的研究数据，2012年中国宏观税负比重为35.33%，文章的分析显示，中国政府税收每上升1%，会导致中国GDP下降0.045%。这意味着当前宏观税率已在拉弗曲线的右侧，抑制了经济增长。所以，作者呼吁要开始大规模全面减税。

上述三篇文章分析角度稍有差异，但其结论是一致的：按照拉弗曲线原理，税率已经处于拉弗曲线右侧，抑制了增长，必须全面减税。如果说真是如此，那么北欧国家更要全面减税，因为北欧国家的宏观平均税率接近50%，不然，北欧的经济就会停滞。而事实上并未出现。这说明，税负高到什么程度就会进入拉弗曲线的右侧禁区，没有标准，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取决于一个国家老百姓对“福利—税负”匹配组合的选择。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也很难说拉弗曲线在我国能得到验证。按照张涛的分析，1994—2000年期间，税收年均增速为17%，（狭义的）宏观税负均值为11%，经济增长却不高，1999年只有7.6%；而2006—2010年期间，税收年均增速为21%，（狭义的）宏观税负均值为17%，经济高速增长，甚至出现过热，2007年达到14.2%。为何宏观税负高了，经济增长反而更快了？在这个期间，法定税负并没有提高，显然，经济高速增长是“因”，宏观税负提高是“果”。经济下降了，再倒果为因来判断，失去了逻辑上的一致性。用宏观税负来说事，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宏观税负是一个事后的结果，既可能是法定税率没变，经济增长带动税收高速增长，进而使宏观税负上升；也可能是提高了法定税率，征收了更多的税所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到7%左右，税收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的情形难以再现，（狭义的）宏观税负不但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拉弗曲线原理并不复杂，其实只是道出一个朴实的常识：取之有度。最优税率是在0%—100%之间，至于具体是多少谁也没有证明过。税率为零，税收也等于零；税率100%，经济活动停止，没有税源，税收也等于零。拉弗当年为了说明减税的必要性，急中生智在餐厅的一张餐巾纸画了一条抛物线，只是一个示意图，并未给出精确的结论。在这之后，他也没有严格证明最优税率是多少。事实上，也无法给出一个任何条件下都存在的最优税率。以拉弗曲线来证明全面减税是不足为凭的。

至于有人认为我国是“低福利—高税负”组合，从而主张减税，则是与拉弗曲线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从稳增长来看，改革比全面减税更重要。这些年来一直在实行结构性减税，但效果不彰。究竟是减税力度不够，还是改革进展不理想所导致，究竟是减税优先，还是改革优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地方基层财政又在重现2005年以前的现象：工资不能及时兑现发放。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减税可能首先触发地方财政危机。

在当前经济风险加大的严峻形势下，希望发挥税收的积极作用，从其出发点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估计没人反对通过结构性减税来稳增长，但通过全面减税是不是经济增长的抑制就被解除了？还有，全面减税会不会激活哪些本该淘汰的僵死企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会不会因此而中断？税收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会不会因此而丧失？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会不会因此而降低？财政风险会不会因此而急剧扩大反过来威胁经济的稳定？如此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主张全面减税时是不能不考虑的。

同样，在经济观察报中《为什么还是要谈减税》中谈到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宣布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范围，对中小微企业新购进研发设备允许税前扣除等等。上述政策预计今年约减税50亿元。如果考虑到营改增的全面实施，减税额度还会大很多。 最后总结认为稳增长不能不谈减税，促改革不能不谈减税，惠民生也不能不谈减税，减税的力度还可以更大一些。

《为什么还是要谈减税》中如何看待减税的呢以下是原文：

在地方财政减收、债务负担沉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的时候谈减税，是否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宣布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范围，对中小微企业新购进研发设备允许税前扣除等等。上述政策预计今年约减税50亿元。如果考虑到营改增的全面实施，减税额度还会大很多。
当然，这并非我们所能做的全部。经济好的时候很少人谈减税。简单地说，企业盈利一路飘红，对税负的痛感不会那么强烈，这是原因之一。我们经历过这样的阶段：连续数年经济增长率平均增幅超过了9%，税收持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财政超收收入最高的时候以万亿计。
经济有困难的时候，谈减税也不容易。这些年关于中国企业综合税负是否过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企业有减税呼声的时候争论频次也会更高。一些研究者力证税费负担之重，支持全面减税；一些持异议者坚称税负与国际水平相当，没有大规模减税的空间。说到底，企业对此可能更有发言权——税负问题绝非没有依据的“心理感受”。
我们希望换个角度谈谈。税收是财富再分配的方式。兼顾效率和公平，要回答的问题是，政府掌握的财富更多一些好，还是把更多的资金留在企业和私人手里更好？
如果说过去政府承担了太多经济职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财力也向政府倾斜。现在来看，天平应该更多地倾向另外一边。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国务院分别收回中央和地方存量资金109亿和2966亿元。这些资金本该投入已获批甚至按照进度早该完工的项目，正因如此，国务院下派两批人马核查问责不作为情况。如果考虑到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一路下滑，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顽疾难解，如果减税，让企业和私人手中掌握更多的财富，让市场引导其流向，是否一种更好的方式？盘活存量，这也是一种思路。
李克强总理说，只有企业活了，经济才能活。走好中国经济这盘棋，最重要的还是激活企业。一些观察者争辩，此前一些地方和领域减税未达预期效果，但这恐怕是地方执行不力，而非减税无效。佐证之一，此前发布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惠及小微企业？全国工商联最近给出的第三方评估报告说，2014年有三个省份分别只有68户次、167户次、248户次。更何况，尽管三令五申，一些地方还是存在“过头税”和寅吃卯粮的情况。
当然还有这样的疑问：经济增速徘徊，有些地方财政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偿债压力那么大，甚至出现吃饭财政不保的窘境。继续减税会不会触发地方财政危机？我们的理解，就减税谈减税，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本届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进政府改革，削减行政审批事项，还权于企业和市场，旨在建设“小政府、大市场”。要问的是，简政放权两年多，地方冗余机构是否得到了清理，冗员是否裁撤，地方财政是否还要供养那么多的人？
减税能够倒逼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换句话说，减税至少应该和地方政府改革同步进行。减税不会和改革形成对冲——此前也有担心，减税会激活那些本该淘汰的僵死企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是否因此而中断。客观而论，那些本该淘汰的僵死企业，不因为减税而活，也不因为不减税而死，因为僵死企业之所以僵而不死，很大程度上并非市场淘汰机制出了问题，反而是逆淘汰的存在，地方保护和不当的行政干预导致企业很难实现破产重整。
所以，不能不谈减税——稳增长不能不谈减税，促改革不能不谈减税，惠民生也不能不谈减税，减税的力度还可以更大一些。